1979年，760萬上山下鄉的知青大軍涌回城市，中央決定解禁農村工商業。但誰也沒有想到，1980年，一個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將給中國的理論家捅出一道天大的難題。

　　在安徽蕪湖，一個小生意人的命運正在改變中。他是一個文盲，只認得自己的名字，他的生意是炒瓜子。年廣久雖然不識字，但十分精明。他炒出來的瓜子非常好吃，慢慢地在街坊鄰里中出了名。年廣久給自己的瓜子起了一個特別的名字——傻子瓜子。很快，“傻子瓜子”竟成為蕪湖小有名氣的品牌。個報道年廣久的蕪湖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陳國勝這樣形容他們的次見面。“雖然是夏天，天已經黑了，攤位上已經沒有什么顧客了，按道理他都應該收攤子了，但他沒收，在這兒等著我，我記得他坐在一個長條凳上，彎著腰，托著腮等著我。當時給我個印象，他像個大問號。”

　　在當年，對年廣久來說，個體經濟能走多遠，是個問號；對陳國勝來說，個體戶能不能作為典型進行報道并號召人們來學習，也是個問號；連美國的《新聞周刊》也在文章標題中用問號質疑：《鄧小平能救中國嗎？》

　　多年跟蹤采訪年廣久的安徽工人日報主任記者田柏強形容當時的年廣久“當時跟著他的父親做小商小販，賣蘋果賣什么。但到了三年自然災害以后，生活特別困難的時候，他蘋果生意做不下去了，他就跑到江西去販板栗。板栗屬于糧食，糧食是不允許做的。他作為投機倒把被關了一年，關了一年之后他被放了出來，他就買一點葵花子炒一炒，拿到街上去賣。賣了一點瓜子賺一點錢，養家糊口。”

　　當陳國勝的報道《名不虛傳的傻子瓜子》在全國傳開后，年廣九和他的瓜子名氣大了，生意也更旺了，一天可以賣出兩三千斤的瓜子。甚至外地人到了蕪湖都要買兩斤傻子瓜子帶回去。年廣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毫不隱諱自己有錢了。“鈔票霉了，就曬在防震棚上。幾十萬就曬在上頭，我們市委的人講，你膽子不小，這是什么日子。我說我鈔票霉了。”

　　年廣久曬鈔票是當時蕪湖城人們樂于傳播的話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有人發現，年廣久因為瓜子生意好，請來的工人居然已經達到12個。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那個論斷：“雇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于是，“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用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很快成為一場十分敏感的大辯論，遍及全國各地。年廣久雖然照常炒著他的瓜子，可是每天總能聽到一些對他不利的風聲，過去的經歷歷歷在目，這些都讓他惶惶不安。

　　“當時他說打辦，所謂的打辦就是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怎么樣迫害他，怎樣追著他，沒收他的瓜子，通過他的談話當中給我一個印象就是說，他害怕政策變，再回到過去那個歲月，也希望得到社會的支持。”陳國勝說。

　　但是他做夢也沒想到，很快他就得到了一個偉大人物的支持，那就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當時的安徽省農委對傻子瓜子做了一番調研，隨后寫了一份報告上交到中央，這份報告后被送到了鄧小平手里，鄧小平看到了這份報告后，表示可以“放一放”和“看一看”。鄧小平的這六個字，等于給年廣久放出了一條生路。這時候，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建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方針，便舉到了年廣久的例子。

　　在被鄧小平點名保護后，年廣久的命運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他被譽為“中國商販”。然而，光鮮的背后總是隱藏著危機“他不識字， 有段時間蕪湖市的新蕪區和他搞聯營，搞了個瓜子公司，他在里面任總經理。任總經理的時候，當時他帳目搞得很亂，因為他不識字，下面人拿一個條子給他批，他就畫個圈，圈閱，所以他這個帳目很不清，揮霍浪費這樣的情況是很多的。”陳國勝說。

　　這些問題在傻子瓜子的迅速發展過程中被掩蓋了，一直到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搞起有獎銷售，并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一時間人潮涌動搶購傻子瓜子。但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年廣久陣腳大亂，公司資金鏈也一下子斷裂了。1989年底，私營經濟再度成為灰色名詞，蕪湖市對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審判拖了兩年，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終究不成立，卻因犯有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再一次點到了傻子的名。一個月后，他被宣布無罪釋放。直到這一天，壓在年廣久身上長達的12年之久的問號終于圓滿地化成了一個感嘆號。

　　2006年年底，財經作家吳曉波特地前往安徽蕪湖，去采訪這位曾經的“中國商販”年廣久。那里的人們依然記得他。他的傻子瓜子已經交給了兒子打理，自己則和第四任妻子守著一家傻子瓜子的店面。言談中說得多的，還是感激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