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春節剛過，吉林市的《江城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上登了一張“招賢榜”：船營區服裝廠急需賢能，凡能在一年內實現產值120萬元、利潤1萬元者，工資晉升一級，發獎金500元。
　　盡管也有人躍躍欲試，不過，當地工業局列舉的數字卻很不讓人樂觀：全廠127名工人，有40多名是退休的；貸款有292萬元之多，另外還欠著168萬元的外債；工人已經5個月沒有領薪水了，逢年過節則是由區工業局借錢給困難職工，這些職工要報銷的醫藥費、托兒費單據還有一厚疊；廠長在過去幾年，一連換了6任。
　　在這個廠工作，幾乎無班可上，工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聊天、睡覺、打牌、下棋、織毛衣……他們幾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沒有人管。甚至偷竊行為也時有發生，倉庫里丟了東西，有時候反而要公安局抓住小偷之后反過來向他們“報案”。
　　一些想應試的人直接去了廠里一看究竟。這個廠讓這些應試者望而卻步：一大堆的垃圾和爐灰橫亙在院中，散發著臭氣，存料大棚也是歪歪斜斜。車間的機器上也都是灰塵，甚至墻角還結了許多蜘蛛網。
　　沒有人敢來揭這“榜”。于是，當地的副區長找到曹蘭英，要她來擔當這個工作。曹蘭英是年42歲，是吉林市汽車軸瓦廠和棉毛針織廠兩個廠的廠長。幾年前，她就有拯救瀕臨倒閉企業的經驗。曹蘭英有著非常敏銳的商業直覺，在軸瓦廠的時候，她就決定轉產服裝，并且帶著幾個科長一起到處去推銷，生意非常好。
　　這年春節過后，曹蘭英終于在船營區副區長的勸說下，成為船營區服裝廠的廠長。不過在上任前，曹蘭英向區長提出了三個條件：，不登報；第二，搞好了，她不要獎金，也不晉級漲工資；第三，要允許她改革。區長同意了她的條件。
　　曹蘭英上任做的件事是整頓廠容，把這個工廠原先骯臟的環境給徹底打掃了一遍。同時也立下了一些規矩：所有工人一律按時上班，按時下班。上班時間出工廠大門要有班組長的假條。上班時間不許串崗，不許聊天——一切不利于生產的行為都不許。曹蘭英把這些制度寫在紙上，貼在墻上，每個人都必須遵守。
　　臃腫的機構現在也要開始精簡。曹蘭英精簡了科室人員，并且把六個科室三個車間分成六個作業組，組長由選舉產生。經濟責任制在這個廠里再一次顯示出威力，廠長直接管理組長，承包也直接到班組，曹蘭英幾乎一竿子管到底。
　　“承包”之后，船營區服裝廠開始出現變化。過去做一套勞保服需要的布料是426米，現在縮減到了417米，過去要用5角錢的線，現在只需要1角1分錢了。“磨洋工”的人在發獎金時受到懲罰，工人開始發揮出他們自己的能量。
　　這個廠以前只是按照國家的“計劃”生產勞保服，現在，曹蘭英開始重視市場了。這年2月她去長春汽車廠，發現他們改造后的汽車沒有坐墊套，便提出幫助他們加工。3月份，吉林省召開了一個東北地區汽車配件訂貨會，她讓人拿著汽車坐墊套去參展，一下就訂出了幾百套，這讓整個廠都備受鼓舞。
　　曹蘭英在1983年幾乎都在忙于攬活和了解市場的需要。船營區工商局想加工幾個門簾，個體小攤床要加工20多個棚帳，小學要的20多套體操服這些小活也都接。經過市場調查，曹蘭英認定8~15歲的童裝有廣闊的市場，她為此專門請了兩位老師傅，負責童裝的剪裁和設計，不到一個月，居然就設計出了40多款童裝。這些童裝上市后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被搶購一空。一些商店和貨棧因此找上門來主動要貨，吉林省輕工業局和外商談的童裝業務也都給了船營區服裝廠。一個叫文展斌的長沙的技術員甚至把自己研制的服裝香液也主動寄給曹蘭英搞試驗，并且稱呼她為“可尊敬的廠長”。
　　僅僅幾個月的時間，曹蘭英帶領下的船營區服裝廠就扭虧為盈，曹蘭英也因此升為區工業局副局長。報紙也稱呼她為“時代的開拓者”。
　　這樣的改革者在1983年的中國并不鮮見，他們都一方面改革內部的機制，一方面開始面對市場。上海飛達羽絨服裝廠的副廠長張成林這年為了給他們的雙羽牌中空滑雪衫尋找新的市場，冒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在1月和3月兩次奔赴東北三省，甚至自己上陣去充當“流動模特”，身穿輕薄的雙羽滑雪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傳他們的新產品。他們的滑雪衫只有三斤重，比當時東北人一般都在六斤重以上的冬衣要輕上許多。
　　東北市場之大讓張成林一行八個上海人深感走市場的必要。在哈爾濱，他們迅速在以前被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和天津產品占領的市場打開了缺口，中空滑雪衫幾乎來一件被搶購一件。在大慶，他們甚至得到當地市長的邀請，為大慶油田的工人做人造羽絨礦工服。兩次東北之行，張成林收獲頗豐，除了收到12家百貨公司的30萬件訂單以外，真實的市場也讓他們大開眼界。他們隨后提出了“立足上海，面向兩北（東北、西北）”的口號。
　　但就在一年前，飛達雙羽還碰到過困難。曾經的出口市場隨著西方的經濟蕭條而大幅縮小，一年的生產任務僅能維持半年的生產。飛達雙羽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始重視國內市場的，他們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外銷損失內銷補”。在把業務的重點轉移至國內之后，他們做了大量的市場調研，設計人員也設計出了70多種新款的羽絨服裝。果然，國內市場一炮打響。
　　國內市場之大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這不得不讓他們繼續增強生產能力。擁有墾殖基地的江西共青羽絨廠于是成為他們的聯營伙伴。飛達派出了技術人員前去江西指導羽絨服裝的生產，共青廠的產品也貼上了“雙羽”的商標。他們的聯營甚至還讓市場出現了一股“羽絨熱”，連江西省副省長和上海市副市長都對他們頗有好評。
　　會做生意的還不止是曹蘭英和張成林。廣州白云山制藥廠收購了一批杭州制造一廠的驅蟲藥“噻嘧啶”，改了個名字叫“疳病痊”，半年的銷售額就達到了100萬元，甚至一些藥店一貼出“今天疳病痊有貨”的告示，就會有人排著長隊購買。
　　這樣的好銷路要歸功于這家廠以銷售為中心的總體經營方式。白云山制藥廠要求各個部門都要“面向經營，參與經營”，他們的生產計劃并不來自上級的指示，而是由廠里的供銷部門安排，并且隨時根據市場情況來調整生產計劃。一次四川發生嚴重的水災，這個廠派出了一位黨委副書記帶著供銷人員前去當地市場查看，然后根據市場的需求增大了慶大霉素的生產，減少了原以為這里需要的感冒藥和消炎藥的生產。只幾天，這個廠的慶大霉素就向四川發貨了。白云山制藥廠的供銷部門甚至還有一些“應變權”，遇到某些藥品出現降價競爭，他們還有定價權，并不需要向廠里匯報。僅在成都的醫藥交流會上，這樣的應變權就讓幾個供銷員拿回了1 000多萬元的要貨合同，這比一些省級醫藥站接到的訂單還要多。
　　“老上海”的商人現在也開始煥發活力，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簡稱愛建公司）的劉靖基就是這么一位。從上海金陵東路的咖喱雞飯，到淮海路上的彩色皮鞋和膠鞋；從名噪一時的美達“黑牡丹”女襯衫，到風靡上海的“飛碟”和“魔方”；從款式別致的女表外殼，到化妝品EBC香雪脂……這些市場上的新鮮玩意，幾乎都和愛建公司有關。1980年，愛建公司就和街道工業公司合辦了生產文教用品的精工儀器廠，這家廠生產的個產品——以塑代木的塑料三棱尺——在當時就屬于國內首創，銷路非常好，一炮打響。不久之后，其他文教用品廠也開始模仿，競爭開始激烈，價格下降。精工儀器廠于是開始轉產“飛碟”，又成為產品。之后，精工儀器廠又轉產了“魔方”。這是個從國外引進的小玩意，很快成為當時流行一時的老少咸宜的玩具。盡管，愛建公司卻覺得這股“魔”風并不會刮太久，于是他們又開始著手準備開發新的產品。
　　此時已經81歲高齡的劉靖基領導下的愛建，有著16字的“愛建經營特色”：人無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廉，人廉我轉。此時的上海愛建，已經有了50多個下屬企業。到1993年，上海愛建還將成為一家上市公司。
　　劉靖基1902年9月15日出生于江蘇常州，早年就讀于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專科學校，先后擔任過江蘇綸紗廠、上海寶成紗廠的職員、經營部主任和上海裕靖棉織廠的經理。1930年他與人合作接辦常州大成紗廠，并任經理。1938年劉靖基在上海公共租界創立安達紗廠，任董事總經理。1942年任上海棉紡同業公會收花處常務理事、總經理。抗戰勝利后，任南京江南水泥廠副董事長、董事長，全國紡織業聯合會常務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劉靖基放棄了一度想搬遷工廠至香港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并在隨后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在棉紡同業中申請公私合營。在這以后，劉靖基擔任過上海棉紡工業公司經理、上海市工商聯常委、主委，民建上海市副主委、主委，中國貿易促進會上海分會主席，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副主席等職務。“文革”中，劉靖基受到迫害。但1979年，年近八旬的劉靖基仍以“老牛明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的精神激勵自己，帶頭以民間集資方式創辦了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
　　劉靖基認為，上海工商界中有不少經營管理的能人，“中國工商業者是從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夾擊中奮斗出來的。他們在當年的特殊環境中至少辦過一個企業，有的還辦過許多企業。能夠辦下來不關門，就說明他們有一套辦企業的方法，就說明他們有真本事。近年來這些經營專家在上海實際上已經逐漸形成一支小型的企業診斷力量。有些困難重重甚至奄奄一息的街道企業，經他們一撥弄，就逐漸有了生機，轉虧為盈”。
　　劉靖基的經營之道在他自己看來在于“知人善任”。他說，用人首先要講究少而精，工廠是生產單位，千萬不能人浮于事。另外，一定要用真正有本事的人。過去的老板用代理人，不管是中國老板還是外國老板，一般都用真正有本事的人。企業掌握在庸碌之輩手中，很少有不垮掉的。
　　1983年，劉靖基考察了香港和廣東的經濟特區后，對特區實行的浮動工資、浮動獎金的做法備加贊賞，認為工資獎金有升有降的做法，肯定可以大大調動職工的勞動積極性。
　　首都鋼鐵公司現在也這么做了。這家工廠在1979年成為生產責任制的試點，工資收入和工人的表現緊密掛鉤。工廠在完成政府規定的利潤定額以后，超過的部分也可以留給自己。
　　但也不是人人都贊同這種做法。這年在成都舉行的“第二屆廠長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大家討論所得出的結論還是“提高企業素質是提高經濟效益的根本途徑”。盡管一些人提出了“領導班子”素質的重要性，但一些人認為問題的關鍵還是要看企業的領導有沒有“革命事業心”。一些人干脆就覺得，職工“向錢看”便是素質下降，“思想狀況較差”的表現。不過，“自負盈虧”倒是他們中不少人的想法。
　　1983年的廠長，誰都不會比步鑫生更有名。這年新華社記者童寶根發的一篇報道《一個有精神的廠長——步鑫生》，讓步鑫生一夜之間成為這年耀眼的企業明星。
　　步鑫生是浙江省海鹽縣襯衫總廠的廠長。童寶根在他這篇的報道中寫道：“步鑫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在全廠推行了一套獨特的經營管理方法，使這個小廠的產品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成為浙江流的專業襯衫廠。”
　　海鹽縣襯衫總廠的前身是海鹽縣武原鎮紅星成衣社，1978年以前，靠承擔商業部門的加工任務維持，20多年來企業變化不大，有時遇到經濟困難，甚至連退休工人的工資也發不出。“改革”給了步鑫生機會。他從親身經歷中感到，“長期依靠商業部門‘包銷’，不了解市場情況，完全聽憑人家的安排，企業永遠沒有出息”。
　　1979年開始，在步鑫生的帶領下，這個廠生產出了雙燕牌襯衫和三毛牌兒童襯衫，并且派人常駐上海，研究上海襯衣款式、花樣的變化，還設計出一些新款式的襯衫去上海試銷，然后，根據試銷的情況，從中挑選出的品種，成批投入上海市場。這樣，“雙燕”和“三毛”就逐漸在上海市場站穩了腳跟。到1983年，已經有30多家上海的服裝店經銷海鹽縣襯衫總廠的產品，全國各地駐滬的采購員也經常到海鹽來看樣訂貨。步鑫生還采取了在各地舉辦展銷會和請服裝店特約經銷的方法，在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構建了銷售網絡。
　　步鑫生此時已經注意到，服裝能不能銷得好首先取決于花色品種是否能適應市場的需要，他也因此把如何適應市場需要放在了位。這個襯衫廠甚至還有個“襯衫研究所”，專門從事新品種設計和試制工作。在海鹽襯衫廠，供銷員的主要工作是做市場調查，出差時就去觀察哪種顏色、哪種衣型受人們的歡迎，回廠后，還要填寫市場信息調查表，以便及時掌握全國各地襯衫市場的動態。步鑫生的經營方針和劉靖基有類似的地方，他特別強調“人無我有，人有我創，人趕我轉”。
　　有一次，步鑫生在上海看到一種新設計的黑底紅花的針織滌綸面料頗受女青年的歡迎，他馬上讓工廠趕制出這種花型的女襯衫投放市場。這種被稱為“黑牡丹”的女襯衫很快就流行全國各大城市。正當銷售高潮出現的時候，步鑫生卻忽然停止了這種產品的生產，轉向生產軟立領花邊女襯衫等新品種。因為在步鑫生看來，銷售高潮的出現正是生產低潮的開始。果然，他的新產品又開始風行起來。
　　步鑫生治廠也頗嚴，并且有一套“生產上要緊，管理上要嚴”的思想。他規定廠里的職工除了產假、婚假、探親假、工傷假可以享受全國勞保外，一般病假不能享受勞保待遇，只發給一定的生活補貼。不過，對于患重病和因病住院的職工，醫藥費還是可以實報實銷，工資也照發。步鑫生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消除那些無病裝病、拿了藥亂扔的現象。他也的確做到了，1983年海鹽縣襯衫總廠的出勤率保持在98％以上。車間不準吸煙、不準做私活、不準聊天、不準到外車間亂竄、不準把與生產無關的東西帶入車間等，也是步鑫生訂立的制度。遲到、早退也要扣罰工資。與彼時國營工廠的“大鍋飯”不同，步鑫生對那些有能力的青年職工大力提拔，破格重用，并且在生活待遇上給予關照。廠里的自建住宅，也分配給了表現的職工，那些表現不好的則不能分配。他的這種做法吸引了不少青年人來海鹽襯衫廠工作。
　　步鑫生甚至還自己創作了一首廠歌，新工人只要一進廠，就要學會唱廠歌。1980年11月6日，海鹽縣襯衫總廠從以前的破舊民房搬入了新廠房，于是這一天便成了他們的廠慶日，每年都要慶祝一次。每年的這天晚上，廠里都會舉辦文娛晚會，全廠工人高唱廠歌，步鑫生則總結一年來的工作，提出下一年度的任務。對于表現優異的職工，廠里還會在結婚、生育子女、子女上學或者本人退休時贈送一些禮品。海鹽襯衫總廠1983年有600多個職工，70％是青年人，在步鑫生的領導下，這些青年人在社會上惹事的事情一起都沒有發生，哪怕是一些曾經的“失足青年”，有的也在這個廠里成為生產骨干。
　　步鑫生日后還會有更大的名氣和更大的光環，1983年，他的耀眼光芒才剛剛開始，這種光芒一直要到幾年后才會逐漸退卻。這樣忽然名聲大噪繼而又逐漸從人們視野中消失，終不是失敗便是落寞的初期“改革名人”，我們日后還將見到許多。南方大廈的鄧漢光也是這樣的一位。1983年的廣州，他所領導的廣州南方大廈，乃是全國商業系統的一面旗幟。這一年，甚至“全國勞模”張秉貴也跑來南方大廈交流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