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環境質量基準，簡稱水環境基準或水質基準，是指為保護水環境的特定用途，對水體中某物質存在水平的客觀定量或定性限制:通常表述為水環境中某物質對特定對象不產生有害影響的劑量(或無作用劑量) 或濃度水平，主要考慮自然生態特征，并主要基于毒理學及污染生態學試驗的客觀記錄和科學推論，是制定水環境質量標準的科學依據不具有法律效力。水環境質量標準，簡稱水環境標準或水質標準，是以水質基準為依據,在考慮自然環境和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經濟及技術等因素的基礎上，經過綜合分析，由國家相關管理部門頒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限值，是進行環境評價、環境監控等環境管理的依據，具有法律強制性。水質基準和水質標準共同組成了水環境管理的重要尺度。

19 世紀末，衛生學家尼基京斯基研究了石油制品對魚類的影響，提出環境質量基準的概念。美國在國際上開展水質基準相關實驗研究，目前基準方法體系建設相對較完善，目前大多數國家主要以美國的基準/標準體系為準則。歐美等發達國家或組織常以國家層面[如美國國家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USEPA)頒布的優控污染物水質基準推薦值為主要依據，以保護水體中水生生物的正常生長和發展以及人群可安全利用水體(通常的生產、生活用水) 與水生生物食物資源(可食用的水生生物等) 的安全，國家內部各州或部落等相關部門再依據國家基準推薦值，頒布可執行的水質標準限值:除一些地方的特殊需求應科學說明并調整國家基準推薦值外，大多數情況是地方部門直接采用國家基準推薦值作為本地區水環境質量標準值來使用。現今國際環境基準的主流定值方法主要是依據生物物種對目標物質的毒性響應特征生態完整性保護要求及人體健康風險闕值要求制定的，方法主要包括三類:@基于毒理學風險評估的經驗性“評估因子法”:2基于物種敏感度分布(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s.SSD) 統計的“數理推導法”;3基于生物或生態暴露效應模型分析的“模型推導法”。該三類方法都需要生物學代表性強、毒理學終點明確的有效性生物種測試數據。其中，評估因子法更依賴于敏感生物種的毒性數據，較多應用于工業化學品的毒性風險評估管理:數理推導法主要基于本土生態物種敏感度分布理論，依賴于獲得生態系統中大部分生物(保護95%的生物) 的毒性數據，有時為校正方法的不確定性。也可用評估因子給予補充:

模型推導法目前在理論方法及實際應用技術上都還有待發展，如 USEPA 發布了僅采用生物配體模型并只用于金屬銅的水生生物基準值的推導文件。該三類方法中，以基于本土生物種的毒理學試驗數據，用 SSD 法經數理推導獲得的基準值。

當前在水環境基準基礎研究方面，主要缺乏種群、群落和生態系統等尺度上對污染物的生態學暴露數據及基準數據推導轉換的方法學研究，尤其在復合污染條件下，目標污染物在多個環境介質中遷移轉化過程的聯合作用機制尚不清楚，在基于污染物聯合毒性的水質基準方法學上有待重大突破和創新，因此在水環境基準研究領域尚需進一步加強研究，以建立相對完善的符合各國水生態環境特征和管理需求的適用性環境基準/標準體系。

環境與生態毒理學效應研究是水質基準研究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者陸續進行了水環境生態毒理學及相關污染物生態效應的研究。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開始，有關學者開展了污染物對大型潘、魚卵、魚苗的毒理學實驗研究。70 年代以來是我國水環境生態毒理學發展的重要時期。1972 年我國參加了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次人類環境會議:1973 年我國召開了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成立了環境保護小組，標志著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正式啟動。80 年代以來，我國相繼建立了環境與生態毒理學相關研究團隊。1981 年國內有關學者翻譯出版了《水質評價標準》(美國水質基準《紅皮書》)，將國外水環境基準技術體系文件引人國內:1982 年我國組建城鄉建設，內設:1983 年發布了《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這是我國個水環境質量標準:1986 年國內學者翻譯了《淡水魚類的水質標準》(英國)-書，對英國水環境基準研究進行了介紹。90 年代以后，相關學者翻譯編著出版了《水質標準手冊》，介紹了美國制定水質基準體系中有關水生生物基準的原則方法等，并采用USEPA 的相關方法探討了丙烯睛、硫氰酸鈉等污染物的水生生物基準推導。直至 21 世紀初，我國的水環境基準研究基本以學者零散的技術介紹性探討為主，尚未開展國家層面的系統性水環境基準技術方法體系的研發。2008 年之后水專項以構建我國水環境基準技術體系為目標，圍繞水生生物基準、湖庫營養物基準、人體健康基準、沉積物基準、水生態學基準等，開展了基準制定和效應研究，提出了一批水環境基準推薦值，為我國水環境基準研究開創了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