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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保護面臨重要的戰略機遇。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創新發展和綠色發展深入實施，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逐步健全，為環境保護釋放政策紅利、法治紅利和技術紅利。經濟轉型升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化解重污染過剩產能、增加生態產品供給，污染物新增排放壓力趨緩。公眾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日益增強，全社會保護生態環境的合力逐步形成。
同時，我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任務尚未完成，生態環境保護仍面臨巨大壓力。伴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發展與保護的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地方環保投入減弱，進一步推進環境治理和質量改善任務艱巨。區域生態環境分化趨勢顯現，污染點狀分布轉向面上擴張，部分地區生態系統穩定性和服務功能下降，統籌協調保護難度大。我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社會尤其是發達國家要求我國承擔更多環境責任，深度參與環境治理挑戰大。
“十三五”期間，生態環境保護機遇與挑戰并存，既是負重前行、大有作為的關鍵期，也是實現質量改善的攻堅期、窗口期。要充分利用新機遇新條件，妥善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堅定推進生態環境保護，提高生態環境質量。
堅持綠色發展、標本兼治。綠色富國、綠色惠民，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與綠色化。堅持立足當前與著眼長遠相結合，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相結合，強化源頭防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空間布局，推動形成綠色生產和綠色生活方式，從源頭預防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加大生態環境治理力度，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堅持質量核心、系統施治。以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為導向，分區域、分流域、分階段明確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目標任務。統籌運用結構優化、污染治理、污染減排、達標排放、生態保護等多種手段，實施一批重大工程，開展多污染物協同防治，系統推進生態修復與環境治理，確保生態環境質量穩步提升，提高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能力。
堅持空間管控、分類防治。生態優先，統籌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管理，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建立系統完整、責權清晰、監管有效的管理格局，實施差異化管理，分區分類管控，分級分項施策，提升精細化管理水平。
堅持改革創新、強化法治。以改革創新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轉變環境治理理念和方式，改革生態環境治理基礎制度，建立覆蓋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業排放許可制，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垂直管理制度，加快形成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強環境立法、環境司法、環境，從硬從嚴，重拳出擊，促進全社會遵紀守法。依靠法律和制度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實現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
堅持履職盡責、社會共治。建立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合理劃分*和地方環境保護事權和支出責任，落實生態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落實企業環境治理主體責任，動員全社會積極參與生態環境保護，激勵與約束并舉，政府與市場“兩手發力”，形成政府、企業、公眾共治的環境治理體系。